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靖康二年（1127年）春，北宋都城汴京陷落，金军铁骑踏破了赵宋王朝最后的尊严。徽宗、钦宗二帝连同后妃、皇子、宗室数千人被掳北上，百官、宫女、匠人、伎乐成群结队地被驱赶出城，史称“靖康之耻”。
汴京城内，一片死寂。金军统帅完颜宗望、完颜宗翰留下了十余万军队，控制着这座曾经繁华无比的帝都，却并不打算长久驻扎。他们需要一个傀儡，一个能维持中原秩序、方便他们南下搜刮的“皇帝”。这个人不宜是赵氏宗室，因为金人此举的目的是将赵宋皇室的尊严与统治秩序彻底摧毁。
但这个人必须是北宋旧臣，有一定的威望，能让残破的官僚体系继续运转。最终这个人选落到了太宰张邦昌的头上。
张邦昌，时年四十七岁，字子能，永静军东光人。他自政和年间登第，一路做到少宰、尚书左丞，是北宋末年主和派的代表人物。第一次金军南下时，他曾力主议和，被视为“和议功臣”。在金人眼中，这一身份背景自然是合适的人选：资历深、立场软、容易控制。
展开剩余82%但这中间有一个插曲：金人其实并不特别熟悉北宋朝廷的状况，将选举“皇帝”的程序与候选资格，都交由还在汴梁城中的大臣们。这些臣子们一开始各个都不情愿，抗议金人的行为，毕竟谁都不愿意跳出来做这样的僭越之事。
但金人的耐心是有限的，谈判不行，便亮出了明晃晃的屠刀，要求还在汴梁的大臣们必须给出自己的人选，否则就要屠城。要知道，守城宋军一败涂地，二帝被擒，众位臣子皆如待宰羔羊，哪里禁得住金人屠刀的威胁，只得放下身段与尊严，乞求一条生路。
众人面面相觑，不在汴梁城中，又与金人打过交道的张邦昌，自然就成了合适的人选，众人一拍即合，反正他也不在场，就这样赶鸭子上架吧。
看到没？众臣们的反应与选择，充分说明，勇气在人类身上是稀缺而又罕见的品质，尤其是面对屠刀与生死抉择的时刻，将重担与风险，全部推诿给了一位不在场的同僚。
金军在众位朝臣的提议下，决定立张邦昌为帝时，他断然拒绝。他深知，若贸然称帝，便是背负“篡逆”的骂名。他称病不起，卧床不食，甚至准备自尽，以死明志。金人却毫不留情，使者一次次上门威胁：若不从，便屠城。汴京百万生灵的性命，压在了他一人肩上。
更令他痛苦的是，城内留守的北宋旧臣们，竟也纷纷附和金人的意旨。王时雍、徐秉哲、吕好问等人，或出于畏惧金人，或出于保全自身，或出于对时局的无奈判断，集体上表推举张邦昌“权主社稷”。
这些昔日同僚，有的曾与他同朝为官，有的甚至与他私交甚笃，如今却联名逼他登上那个烫手的皇位。他们说：若无一人出面主持，汴京必乱，金人必屠城，百姓必遭殃；张少宰德高望重，唯有您能暂摄大位，维持局面，等待赵氏中兴。
本来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，如今却要背负天下苍生，反正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，道德绑架一个背锅侠，又有何不可？
张邦昌何尝不知这推举背后的苦心？这些人并非真心要他做皇帝，他们只是想找一个挡箭牌，一个能暂时安抚金人、保护汴京的替罪羊。他们将所有责任推给他，却把“忠义”的外衣留给自己。张邦昌在重重压力下，终于崩溃。他哭着对来使说：“我怎敢当此！”
但金人已不耐烦，限期即位，否则大军便要入城大掠。最终，在金人的册封仪式上，张邦昌身着素服，面向北面拜受册宝，建立了“大楚”政权，年号仍沿用“靖康”，都城名义上定在金陵，实际仍留在汴京。
这一天，是靖康二年三月初七。他做了皇帝，国号为楚，他眼中满是无奈、窝囊、惶恐还有憋屈，那些推举他上位的朝臣们，向这位替罪羊，送来了虚情假意的朝拜。
张邦昌登基后的每一天，都活在极度的惶恐与自责中。他深知自己这个皇帝名不正、言不顺，若稍有僭越，便会落人口实，遗臭万年。于是，他小心翼翼地约束自己，处处显示出“我非真皇帝”的姿态。百官上朝时，他拒绝接受跪拜，只允许众人站立。他自己则面向东侧站立，不坐龙椅，以示自己只是“摄政”，而非正统天子。诏书不发，只用“手书”或“札付”；印玺不用“皇帝之宝”，而是用“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至诚与天意合而君民心一”这样一枚长印，充满自辩意味。
他最担心的是赵宋宗庙与陵寝。金人欲毁赵氏陵寝以绝汉人念想，张邦昌跪求再三，终于使金人答应保留。他又请求金人不要继续在汴京括取金银，不要拆毁城防工事，不要驱掠百姓。
金人看在他“听话”的份上，大多答应。这些举措，确实在金军北撤后维持了汴京的基本秩序，避免了更大的劫难与动乱。城内百姓虽知他为傀儡，却也因他这些努力而稍得喘息。
金军北撤后，汴京真正成了张邦昌一个人的舞台。他没有沉醉于权力，也没有趁机扩张。他做的第一件事，便是派人四处寻找在外避难的康王赵构，表达愿禅位的心意。他上表自称“奉迎圣驾”，公开表示自己只是暂时主持大局，等待赵氏正统归来。
他甚至将权力交给孟太后（元祐皇后），请她垂帘听政，自己退居一旁。孟太后起初也拒不接受，但最终在群臣劝说下同意，以“摄政”身份处理政务。张邦昌则日夜焦虑，唯恐赵构误会自己有不臣之心。
建炎元年（1127年）五月，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位，建立南宋。张邦昌闻讯，立即上表称臣，献上皇帝玺绶，正式退位。伪楚政权从三月初七到五月十三，前后仅存三十三天，便悄无声息地结束了。张邦昌自以为，终于卸下了这副沉重的枷锁。他甚至以为，赵构会理解他的苦衷，会念他保全汴京、主动禅位之功，而给自己一条生路。
然而，他低估了新政权对“正统”的敏感。
同年10月，宋高宗下诏，封张邦昌为“同安郡王”，赐第潭州，表面上是优待，实则是软禁。主战派官员李纲、陈东等人上书，痛斥张邦昌“受命于金贼，僭号称帝”，要求严惩以正纲纪。主战派自不必说，他们需要一个祭旗立威的人选，谁会是比张邦昌这个“乱臣贼子”更合适的选择呢？
赵构深知张邦昌情非得已，却也无法抵挡汹涌的舆论。更何况，若是不诛篡位叛逆之臣，自己的江山，如何坐的稳？在下决定之前，赵构象征性地问了一下当时推举张邦昌称帝的众臣的想法。
没有人在此时此刻替张邦昌说话，他们都清楚，一旦同情张邦昌，自身很可能引起皇上的怀疑，不亚于引火烧身，既然陛下开了这个口，那就一口咬死张邦昌是乱臣贼子没得跑，反正所有的祸端与罪责，皆由他一个人扛下。就像汴梁城破那日，在金人的屠刀下，众人竭力推举张邦昌称帝一样。
最终，宋高宗下旨：赐张邦昌自尽。
建炎元年十月初七，张邦昌在潭州接到圣旨。他没有过多辩解，只是对左右叹息道：“我死之后，望善待我家人。”随后自缢而亡，时年四十七岁。他的家人被流放，家产抄没，史书将其列入《叛臣传》。
张邦昌的一生，本是典型的北宋士大夫生涯：寒门出身，踏踏实实做官，主张和议以求苟安。谁也没想到，命运在最后关头将他推上了一个根本不属于他的位置。他并非贪恋皇位的人，相反，他对那个位置充满了恐惧与抗拒。他拒绝、哭泣、绝食、欲自杀，却在金人的屠刀与同僚的“推举”下，不得不戴上那顶皇帝的冠冕。他在位三十三天，小心翼翼地不逾矩，不伤害赵宋一草一木，甚至冒死为汴京百姓争取喘息之机。退位后，他第一时间归政赵氏，以为能换来理解与宽恕，却最终还是死于“叛逆”的罪名。
昔日同僚也好，知己也罢，在最危难的时候，将他推到了最危险的位置，让他承受了一切。而他的无奈也好，善举也罢，抑或是“忠诚”，没人看得见，仿佛快点让这个人身首异处，永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，可以让后世遗忘，这是由一群懦弱又拧巴的人，做出的决定。
真的不要高估人的勇气，这种情形之下，懦弱与拧巴，才是常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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